雪冬
最近，几则外卖骑手的故事冲上热搜，在朋友圈刷屏，引起广泛关注热议。其一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何成，毕业后先后做过英语教师、工厂工人，失业4个月后到重庆送外卖。“硕士毕业送外卖”形成的“反差”，让何成备受来自家人和周围环境的压力（有人认为他太没出息），同时也让他的社交账号几天之内就涨了1000多粉丝。
其二是21岁的单亲妈妈骑手陈女士。2018年陈女士结婚，第二年丈夫因车祸不幸去世，女儿五六个月大时，母女二人被婆婆赶出家门。陈女士一人带着孩子，从江西到安徽安庆打工，选择送外卖是因为工资高、“能带孩子”。面对拍摄者的提问，陈女士落落大方，始终洋溢着微笑。无数网友为她的遭遇心疼不已，同时被她的坚强乐观、“亮晶晶的眼睛”深深感动。
硕士骑手想让人们从中看到社会的多元，单亲妈妈骑手对送外卖“工资高”“能带孩子”很满足、很珍惜……这些让我们读懂了外卖骑手在个人选择层面的价值：三百六十行，工作本无贵贱之分，只要是合法劳动和个人努力所得，都应当得到尊重、认可和重视；尤其是在当前就业形势下，从骑手做起，脚踏实地挣一份能够养家的工资，不失为一种理性的现实选择。
从报载律师兼职送外卖、女白领“白天写字楼，晚上送外卖”，到此次引发关注的硕士送外卖、单亲妈妈“背着宝宝送外卖，工作带娃两不误”……我们读懂了外卖骑手在职业选择层面的价值：骑手工作具有“易得性”，可让处在相对漫长的求职期或失业过渡期的劳动者，较快获得一份确定和即时回报的收入。正因为“易得”，不同职业背景、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人才层次的劳动者，只要有实际的需要，一般都能“可及”。无论是就业还是择业，“易得性”“可及性”往往都是最直接、最现实的价值。
单亲妈妈陈女士送外卖一个月能挣七八千，由此她树立了一个短期愿望——“买个小房子，小小的就行，她（女儿）能跟我住一起就行”。这个愿望的背后有一个前提：骑手工作脱胎于数字经济催生的新业态。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岗位每单定价确定，劳动者能计算出其劳动与付出可以获得多少收入，整个流程透明清晰。因此，收入公平客观成为吸引劳动力进入新业态岗位的重要因素。
这让我们读懂了外卖骑手工作具有的互联网经济的公平性。这种公平性还体现在，骑手可以用“多劳多得”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用工作时间的相对自由和形式的相对灵活，换取照顾家人、继续学习深造等方面的更大可能性。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理解是最好的尊重。对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新经济就业的劳动者而言，优化营商环境就是最有力的支持与保障。读懂了上述外卖骑手故事的价值内涵，我们就能更加深切地认识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稳定并促进就业、支持新经济就业和保障劳动者权益的重要性、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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