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现在哪个青铜器
“中国”最初指哪里？1963年陕西农民挖出的青铜器给了答案,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兰台说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1963年8月的一天，陕西省宝鸡市贾村镇（今陈仓区）。
正值盛夏，上午下了一场暴雨。
农户陈堆家后面是个土崖，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而有些坍塌。
陈堆站在后院，猛然发现土崖上有东西在反光。好奇之下，他带上镢头，走过去刨了几下，泥土中露出一大截青黑色金属器物。
为了避免伤了这个器物，陈堆就用手刨。结果，一个高约近半米、重约二十多斤的方桶形状的器物呈现在眼前。
当地是西周王朝、秦国的发祥地，临近古都长安，历史积淀深厚。民间时常有些古代器物出土，农民们往往把这些出土的器物当做家庭生活器具使用。
陈堆打量了一番这个形状造型奇特的家伙，一时想不到做什么用，就把它拎到家，放到角落里。
一年后，陈堆夫妇要去宁夏固原住一段时期。
临走前，陈堆瞅到角落里蹲着的那个家伙，觉得以后能派上用场，就担心它被来家里的小偷顺走。于是他就把它转交给弟弟陈湖保管。
陈湖看到这个沾满泥土、锈迹斑斑的东西，也没当回事。
陈堆夫妇走后第二年即1965年，陈湖看着它碍眼，觉得这个沉甸甸的东西应该能卖点钱。于是他拎着它卖给了废品收购站，换了30块钱。
当年有一天，宝鸡市博物馆干部佟太放到市区的玉泉废品收购站溜达。
无意间，他看到一堆废铜烂铁中有个高约近半米的铜器比较独特。
他打量了一下，看它造型凝重雄奇，表面纹饰严谨而富有变化。凭着职业直觉，他感觉这应该是一件比较珍贵的文物。
于是回到博物馆之后，他告诉了馆长吴增昆。
吴增昆随即让保管部主任王永光去查看一下。
王永光到玉泉废品收购站，仔细查看了一番，初步判断这是一件珍贵的文物。于是，便以收购站的购入价30元，将这个铜器收购。
宝鸡市博物馆的专业人员经过一番清洗、研究，确定这是西周早期的青铜酒器--尊，表面纹饰为饕餮纹。于是它就被称为饕餮铜尊。
宝鸡市曾于1956年在古金台观设有历史文物陈列室，两年后更名为宝鸡市博物馆。于是这个饕餮铜尊就被收藏在此处。
它从此在宝鸡市博物馆安静地躺了近二十年。
1975年，国家文物局面向全国征调一批新出土的文物精品，准备出国展出，宣传中国古代文明。
作为出土青铜器的重镇，宝鸡市博物馆认为这个饕餮铜尊的造型图案精美，就选送了它。
随后，青铜器研究专家马承源接触到了这批青铜器。
不久，他发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饕餮铜尊是镇国之宝！
原来，当马承源看到这个造型奇特的铜尊，出于专业的兴趣，想对它好好研究一番。
对饕餮纹铜尊经过精细地清洁处理后，他反复查看、用手摩挲铜尊内外，突然感觉铜尊内胆底部似乎刻有文字。
他大为振奋，经过察验，果然在底部发现了铭文。
随即他做了拓片，精心研究，破译、厘定出的铭文共12行、122个字，全文为：
唯王初堙(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逑（仇）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呜呼，尔有唯小子亡识，视于公氏，有庸于天，彻命敬享哉！助王恭德欲天，临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它们的内容，记载了西周早期的一些重大事件，主要内容是周武王攻灭商朝后，在河南的嵩山举行祭祀时发表的祷辞。
它反映了一个重要的史实：周武王规划在洛邑（今河南洛阳）建立东都。
作为周王朝的开国之君，周武王已经定都镐（在今陕西西安市），为什么还要在洛邑定都呢？
因为周朝之前的夏、商朝，虽然多次迁都，但是统治中心都是在以洛邑为中心的中原一带。这里临近黄河，平原广阔，土地肥沃，人口集中，四通八达。
因而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这里是天地的中心，称为中土、中国。意思就是天地之间的中心土地、国家。
周武王即位后，定都在家乡附近的镐，为起兵伐商积极准备。后来经过牧野（在今河南省新乡市）之战，商王朝灭亡，周王朝建立。
在当时，镐京地理位置偏西，天地的中心在中原一带。因而周武王才有了顺应天命，向东拓展国土、在洛邑建都、统治天下万民的远景规划。这就是铭文中所说的“宅兹中国”。
周武王死后，儿子周成王继位，则落实周武王的“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的遗训，在洛邑营建新的都城。
对于这个规划，周成王曾经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中一位叫“何”的人进行训诰。然后赏赐给“何”贝三十朋，作为勉励。
于是，“何”专门命人定制了一个尊，作为祭祀礼器。在上面以铭文镌刻了这件事，以作纪念。
古代的文献如《尚书》、《逸周书·度邑解》、《史记·周本纪》等，都有周武王克商以后计划营建东都的相关记载。
而制作于西周时期的饕餮铜尊及其铭文，作为实物，可以印证史籍或弥补史籍的不足，更具有说服力。
另外极其重要的是，这段铭文中的“中国”两字作为词组，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现。
这个重大考古发现，令人震惊、兴奋，在社会上也引起了极大轰动。
于是，这个曾经的废品，再到饕餮铜尊，至此身价不可限量。因为它是西周定制的，因而被命名为“何尊”。
由于“何尊”的独特价值、尊崇地位，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2002年1月，它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何尊”的出土之地陕西省宝鸡市，随着青铜器等出土文物的不断增多、文化事业的发展，就在“中华第一古物”---石鼓的出土地石鼓山，专门建造了中国最大的青铜器博物馆。
何尊，这件稀世之物、镇国之宝，就作为镇馆之宝，珍藏在这里供人观览。
它是西周青铜器代表作之一，兼具艺术与史料价值。
它承载的重要历史和独特价值，也应该是每一位中国人记住的。
铜车马和铜立人 资料图片
青铜枝形器 资料图片
陶双耳罐 资料图片
铜编钟 资料图片
护腰铜饰 资料图片
考古发掘现场 资料图片
6月18日，首届盐源青铜文化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学术研讨会在四川省凉山州盐源县召开。据研讨会透露，盐源老龙头遗址再次清理出商代晚期至西汉初年的墓葬1100余座，出土各类遗物5000余件（套），向世人展示出四川继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之后的又一处独特“青铜王国”。
地处四川西南大山深处的盐源盆地，是青藏高原东部南北文化交流和人群迁徙通道上的重要节点，也是民族学上藏彝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殊的地理和文化位置，使得该地区的古代文化呈现出多元性与复合性的特征。
1987年以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以及盐源县文物管理所对老龙头遗址先后进行了四次抢救性发掘工作。其中，第四次发掘开始于2020年4月，目前已取得重要进展，揭开了川西南这座“青铜王国”的神秘面纱。
从商代延续至西汉，可作川西南青铜时代的标尺
老龙头墓地的埋葬方式，除瓮棺外，均为竖穴土坑墓，东西朝向，头向以向西为主；人骨保存相对较好，葬法以一次葬为主，少量二次葬；葬式以仰身直肢葬常见，少量屈肢葬、截肢葬；大中型墓葬有棺椁、小型墓葬仅见棺，亦有部分墓葬未见棺痕；绝大部分有随葬品，多寡不一。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盐源老龙头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田剑波说，根据出土器物并结合现有测年数据，老龙头遗址的墓葬可初步分为三期。
第一期为商至西周时期，主体为西周时期。墓葬形制包括了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及瓮棺墓，土坑竖穴墓多不见木质葬具，随葬器物中铜器极为少见，仅见少量箭镞等。出土陶器以乳钉瓮、簋式豆、带流壶、高领罐及小双耳圈足罐为主，出土器物类型比较单一。另外还常见刀、箭镞、砭针等石器。
第二期为春秋时期。墓葬以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为主，大多有木质葬具。随葬器物以铜器、陶器和石器为主。铜器以剑和戈为主，尤以带銎剑最具特征。陶器以小双耳罐、高领罐为主，出现了器耳自口部纵贯至腹中部的大双耳罐，另出少量带流壶等。
第三期为战国至西汉早期。墓葬包括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及带盖顶石的宽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葬规模呈现出较明显的分化，均有木质葬具，少数大型墓葬有椁。随葬器物以铜器、陶器、石器、玻璃器、金器等为主，种类非常丰富。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的多寡差异较大，体现出明显的阶层分化。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老龙头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周志清表示，老龙头遗址的发掘，不仅完善了对遗址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特征、葬俗等文化内涵的认识，厘清了遗址的布局及形成过程，而且还初步构建起盐源盆地商代晚期至西汉时期的年代和文化发展框架，为川西南乃至滇西地区青铜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和文化谱系等研究提供标尺和参照系。
发现青铜铸匠墓，揭示独特铜器的铸造之谜
此次发掘出土的5000余件（套）文物中，有陶器近2000件，铜器1700余件，极具区域特色。其中三轮青铜马车，是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三轮马车实物模型之一；而造型各异、种类繁多的青铜枝形器，更凸显盐源青铜文化的信仰崇拜。
M13墓是本次发掘的墓葬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墓葬之一。该墓葬中出土各类器物41件，大多置于棺盖板上，其中有一套青铜纺织工具包括工形器、打纬刀、卷经轴、卷布轴、分经棍以及护腰等。
M57墓出土了一组独具特色的铜器，包括铜勺、铜案、铜立人和铜马车，出土时它们自上而下依次放置，铜勺置于铜案上，铜案置于铜马车之上，立人居于马车车舆之中。该墓出土的铜人像，呈站立状，头戴圆顶帽包住双耳，颈部戴一宽带形项饰，双手于胯前持一双耳罐，上半身裸露，下半身着半裙，脚踩尖头鞋。所执双耳罐，正是老龙头墓地的典型陶器。
此次发掘还发现了一批新的动物形象，如猪、鹿、爬行动物等。这是盐源青铜文化区别于周边青铜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老龙头族群独特的丧葬习俗和信仰崇拜。
研讨会的一个焦点，就是研讨这些独特青铜器的铸造地点。春秋时期的M174墓给出重要线索——墓中出土可能用于炼铜的陶浇包和陶鼓风管以及10组石范，石范的种类包括铃、刀、钺等，均为老龙头遗址出土的典型青铜器，这说明老龙头遗址的部分青铜器就是在本地铸造的，而该墓的主人可能就是一位青铜铸匠。该墓的石范常见一范多器，显示出较为成熟的铸造技术。
除铸匠墓外，墓地还出土了多座疑似朱砂工匠墓。这类墓葬一般随葬研磨朱砂的工具，其主人可能为研磨朱砂的匠人。墓地中有部分墓葬底部铺有朱砂，反映该人群尚红之风。
展现西南各民族交融历史，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铸匠墓在老龙头墓地发现有多座，此前在川西南地区还非常少见，同类铸匠墓在欧亚草原、中国西北、西南及东南亚地区都有发现。田剑波说，此类墓葬的发现充分体现出盐源盆地在欧亚大陆东部南北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
老龙头遗址发现大量与马相关的遗存，主要包括殉马和马具，另有马车、铜马。其中展现出的尚马之风，也引起与会专家的强烈关注——随葬殉马和马具的习俗多见于中国北方和欧亚草原地区，盐源盆地的尚马之风，显示出浓烈的北方草原文化风格。老龙头遗址还出土有小型马饰片、联珠饰和带柄铜镜，也是北方草原文化影响的印记。
与会专家指出，在从欧亚草原东部出发，经成都平原，贯通东南亚的这条通道上，盐源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老龙头考古，可以看出盐源文化发展的前后衔接，这为研究西南地区早期的文化交流，以及西南地区与周围更广大地区的交流，提供了新的资料。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颜劲松表示，盐源青铜器文化是一支面貌独特、较为发达的青铜文化，对盐源青铜器文化的研究，有利于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周志清说，老龙头墓地独特的墓葬形制和葬俗、具有鲜明时代和地域特征的文化遗物，展现出盐源青铜文化复杂多样的文化内涵。盐源青铜文化面貌的多元性特征浓厚，受到欧亚草原青铜文化、中国北方青铜文化、西戎文化、中原文化、滇文化、滇西青铜文化乃至东南亚地区青铜文化等文化的多重影响，凸显了独树一帜、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特征，丰富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和文化内涵。
与会专家认为，老龙头考古发掘证实了历史上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经川西高原南下进入云贵地区的一条民族走廊的存在，拓展了盐源地区史前文化的历史维度与厚度，丰富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本报记者 周洪双 本报通讯员 陈晨）
来源：光明日报
追索回国的曾伯克父青铜器
皿方罍
兽面纹方彝及其局部特写
2017年佳士得拍卖的藤田美术馆藏青铜羊觧
子乍弄鸟尊
主题：中国青铜器在海外的流传
主讲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
时间：2021年7月4日
地点：山西博物院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国青铜器在海外流传？这是因为中国青铜器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上都有着非常突出的地位。多年来一直专注于流散海外的中国青铜器研究的张昌平教授说，海外的中国青铜器收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这次讲座中，他分享了海外青铜器的流传、收藏、研究与保护。
青铜器文明代表了当时社会比较高阶的文明
青铜器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乃至于形成我们现在的传统与文化格局都有密切的关联。古代的统治者对青铜器特别重视，因为青铜器文明代表了当时社会比较高阶的文明。《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得鼎于汾水上”，将年号改为“元鼎”。这个鼎应该是西周时期的，但汉武帝依然认为这是一件特别大的喜事，所以用这种方式加以纪念。对古代文明艺术特别重视的另一个皇帝是宋徽宗，宋代特别重视礼制，还掀起了古风热潮，比如宋代很有名的大晟钟就是模仿商周的青铜器，现在我们去博物馆看到的觚、爵、斝等青铜器物的名称也是宋人起的，宋代还形成了一门金石学。
宋代之后的历朝历代，也没有中断对青铜器的重视，包括外族，比如元朝、清朝。乾隆皇帝非常爱好古物，他将宫廷收藏的器物编纂成了图录，叫“乾隆四鉴”，里面主要的也是青铜器。当时还有很多珐琅器、瓷器、木器，看上去具有清代风格，但都能找到商周青铜器形制的原型。
清末士大夫中出现了很多古物收藏家，刑部尚书潘祖荫收藏了非常有名的大盂鼎、大克鼎，这两件青铜器后来由他的后人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另一个大收藏家是满清的贵族端方，可以算是当时几大收藏巨头之一。辛亥革命时端方被杀，他的家族迅速衰败，这也是清末青铜器大量流失的一个代表性事件。因为政治格局的动荡变化，大量收藏品被变卖，这对于西方收购青铜器就变得非常有利。端方收藏的一套商朝青铜器以大约20万两白银的价格出卖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当时的20万两白银相当于20万美元，青铜器的价格一般是四五百美元，所以博物馆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论才下决心购买。至今这套青铜器都摆放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最重要的位置。
为什么从中国到西方对青铜器都这么重视呢？青铜器在中国早期历史上是礼制的物化的代表，用青铜器文化维系社会阶层、稳固统治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所以宋代皇帝对古物的爱好，其本质也是这个原因。战国时期的“问鼎中原”、三国时期的“三足鼎立”都是用器物代表国家社稷或一个人的身份，这在我们传统文化中已经形成了深刻的认同。
公元前12世纪的“波音飞机”
刚才讲的是我们中国人的视角看青铜器，那么西方人的视角是什么呢？他们强调的是艺术性。西方人的收藏很多是从艺术角度出发的，那么青铜器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里的一尊方彝，上面的纹饰放大到20倍都呈现出极高的美感，这是为西方人所折服的。西方一位著名学者评价中国的青铜器说，这是公元前12世纪的波音飞机。他认为中国青铜器在当时的世界上体现了最高的工业水平和最复杂的社会劳动。
大家都知道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们的“乒乓外交”，实际上后来还有一个“文化外交”，我们组织了很多出土文物的展览，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青铜器。在历代优秀的文化遗产里，青铜器可以说是第一个在世界上达到高峰的。当时西方人自己也组织了这样的系列展览，比如美国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览，在东西海岸进行展示，对美国民众产生了很大影响，乃至美国、欧洲、日本的学生在那个时候开始对中国的古代文化产生兴趣。现在海外一批相关学者都是在那个时期受到的影响。这也可以理解西方人为什么对青铜器如此着迷。
除了艺术性之外，青铜器在中西文明中本身也存在一个差别。从物质文化的视角看人类早期的发展，可以分成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这种划分是西方人在考古学没有出现之前，尝试区分物质文化发展的一种方法。但通过观察对比可以发现，只有中国是青铜时代里青铜器特别发达的国家，西方在这个时期的青铜器并没有很多。特别是中国的青铜器，在铸造技术上主要使用的是“模范铸造法”，完全区别于西方的失蜡法和锻造法。“模范铸造法”有两大优点，第一可以呈现出很精美的纹饰，其次就是能够进行大规模生产。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青铜器是铜、铅、锡三元合金，而西方的只含有铜和锡。2015年，殷墟刘家庄北地发现了3.3吨的铅锭，根据铅的比重不会超过10%进行计算，这一个地方就可以生产出33吨青铜器。由此也可以推算出当时中国青铜器生产的规模之大。
中国青铜器流出量最大的阶段是抗战爆发之前
提到流传在海外的中国文物，我们一般会比较简单地认为是八国联军抢去的。他们当然抢了不少文物，但中国文物流失的主要原因不是这个渠道。中国青铜器的流失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在西方，一件中国器物会换很多个藏家，因此对它的渊源的追溯也就特别艰难。尤其早期时我们往往不能获知一件青铜器从哪里出土、由哪些路径卖出去，只有到了西方进入博物馆才有档案资料可以追索。
青铜器流出量最大的一个阶段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也就是清末民初社会政局特别动荡的年代。流出的路径一些是非法走私，还有一些是看似合法的买卖，比如上海一个叫卢芹斋的商人，在国外开了专门卖中国艺术品的商号，还有日本人山中定次郎设立的一个公司，这两家公司当时以貌似合法的形式向外流出大量的中国艺术品，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卢芹斋甚至在法国建了一栋非常高的中国式的建筑叫彤楼，可见他在海外形成的这个产业的影响之大。
在欧美很早接触中国文物的是一个叫赛努奇的人，他本人对古物非常爱好，收藏了大量欧洲艺术品，来东方旅行时他也买了很多古代艺术品，但当时他并不认得这些艺术品。回国后他请研究东方的学者来鉴别，才发现很多是中国的青铜器。从此他对中国艺术品产生兴趣，并建了一座个人博物馆，现在这座博物馆已经成为巴黎市的博物馆。
在海外收藏中国青铜器最有名的是弗利尔这位贵族，他以生产火车头发家。他收藏的中国青铜器大部分从卢芹斋购买，以精美著称。卢芹斋常常把精品出售给他，因为他肯出高出10倍的价格。20世纪20年代，弗利尔将自己收藏的中国青铜器捐赠给了美国政府。
可以说二战以前，西方对中国艺术品的收藏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大致的格局。总体而言，美国成为越来越大的中国青铜器收藏地，因为他们出现了像弗利尔这样的超级富翁，二战后更是越来越多。青铜器也就随着财富的流动而流动。
美国还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收藏家赛克勒，是一名牙医，靠卖药品的专利获取了很大的财富。他成为二战后收藏中国青铜器最多的藏家，后来也把自己收藏的青铜器以赛克勒博物馆的形式赠予美国政府。赛克勒本人还特别重视青铜器的研究，出版了一套关于他收藏的中国青铜器的书，直到今天在西方研究中国青铜器的书籍里依然水平最高、影响力最大。
中国青铜器流传的另一个高潮是改革开放以后，受到经济发展的刺激，很多地方的墓葬被盗，流传的路径一个方面是国内，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海外。芝加哥有一个叫麦凯琳的富翁，他存放收藏品的楼里，两面墙都是青铜器，当然除了中国的也有东南亚的。还有一位很有名的比利时古董商，她的拍品里经常会有一些小的青铜器，被怀疑是从闻喜县流失出去的。我还知道一位隐藏比较深的收藏家李昂·布莱克，我本人没有见过他的收藏品，但他曾经想请人将他的青铜器收藏品做成图录。当他听说了中国对流失海外文物的追索后，就不敢出版图录了，怕露脸以后被中国政府追索。
青铜器的辨伪直到现在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清代末年以来流传到海外的青铜器，首先涉及到一些辨伪的工作，这在欧美曾经是非常大的活动。美国弗利尔艺术馆收藏了一件子乍弄鸟尊，它像真鸟大小，嘴巴可以张开，脖子上有一个卡扣，旋转90度可以拿下来。由于细节上做得太漂亮，乃至美国人不敢相信它是真的，一直以来就把它作为一件伪器。
从20世纪30年代起，学者开始从金属成分上来分析器物，20世纪50年代认识到中国青铜器是由铜、铅、锡三元合金，而清末很多作伪的青铜器用的是含锌的黄铜。到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之间，弗利尔艺术馆成立了第一个博物馆里的实验室，他们所做的一项很大的工作就是对青铜器进行成分检测，如果成分是铜铅锡，那么这件东西就是真的，非常简单有效。当他们检测了子乍弄鸟尊后，终于敢相信它是一件真的文物。
除此之外，就是从铸造方法上来进行辨别。此前的西方学者，特别是英国人，认为中国青铜器如此复杂，一定是用西方人所熟知的失蜡法制作出来的，因此这也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西方的主流看法。但经过很多实验室研究之后，美国学者发现中国青铜器是使用块范法铸造而成。
青铜器的辨伪直到现在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美国中部有一家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馆，在上个世纪40年代收藏了一件方簋，上面的纹饰很像一张人脸。博物馆的运营人当时把照片发给中国研究青铜器非常杰出的学者陈梦家，陈梦家看到人面一样的纹饰觉得器物是假的，但又说上面的铭文是好的。因此博物馆认为这件器物是宋代的。直到2010年左右，一位名叫来国龙的中国学者，他是调查研究分布在世界上的颂簋的，听说这家博物馆有颂簋就去调查。他给这件器物拍了X光照片，还对簋里面的土做了热释光检测。他把照片也寄给国内的一些学者，这些学者觉得这么奇怪的一件东西肯定是假的。当年我在博物馆看到时说它是真的，但当时的中国部的主任不相信我，因为我那时还是一个小伙子。我当年判断它是真的，是因为器物底部有一个铃铛，铃铛要经过反复的铸接才能成为一个器型，而铸接技术现代人仿造是做不好的。从X光照片上也能看到器物的两耳上也有铸接痕迹。最终热释光检测也判定这件簋是真的，它终于被摆放进了展柜里。
我个人认为，青铜器的鉴定主要要从技术层面去理解，特别是一些装饰物。来国龙教授研究的另一件颂簋，从纹饰上判断是西周晚期的，他也给我发了X光照片，我从铸接工艺和纹饰上判断是真的，结果他告诉我是假的。因为对耳朵里的范土进行热释光检测，只有100多年，刚好是清末民初。但经过实验室的成分分析，这件簋的盖子和主体又都是铜、铅、锡的合金。因此现在这件器物依然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判断到底是不是真的。
在文物鉴定中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出现一些比较特殊的器型，鉴定人从来没见过的，就被认为是假的，比如那件像人面的簋。一旦鉴定为假的，那么就意味着有可能造成一件非常重要的、甚至是价值连城的国有财产的流失。
在时机成熟时将已经流失的文物带回家
当今进行艺术品的流传不再是古董商，而是拍卖行。世界上有两大艺术品拍卖公司，一个是苏富比，成立于1744年，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拍卖行之一。1988年苏富比在纽约上市，又成为最早上市的拍卖公司。另外一个是佳士得，1766年在伦敦创办，佳士得曾经卖掉了很多重要的中国文物。
近年来非常有名的一次拍卖是2017年佳士得拍卖的来自藤田美术馆的四件中国青铜器。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出现两次金融危机，很多博物馆难以维系运营，就采取拍卖的方式。藤田美术馆在这次拍卖会上拍卖的四件中国青铜器高达9亿元人民币。
1970年11月1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六届会议在巴黎通过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只要签署了这个公约，就意味着在这个日期之后进口的文物，可以被视为非法。因此像苏富比和佳士得这样的拍卖行就会特别重视拍卖文物的流传有序，保证在西方的法律框架之下是合法的。
美国国务院也于2008年发布、并于2013年和2018年继续签署禁止非法进口中国文物的法令，中美两国政府还都在相应的次年签署了关于限制进口中国文物的谅解备忘录。我个人很有幸参加了2008年的调研和签约，我们当时反复和美国国务院强调，美国如果禁止非法进口中国文物，将对中国文物的盗掘、流通具有非常大的抑制作用。后来的实际效果也证明了这点。当时美国的学者虽然非常支持，但博物馆和一些富翁不愿意，尤其是后者，他们的很多收藏品将因此不能转化为财产。
文物回归有不同的路径，比如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皿方罍，它若干次创造了中国文物的拍卖纪录。2001年，皿方罍在纽约佳士得拍卖出了1150万美元（含税）的巨价；2014年，湖南省博物馆将皿方罍征集回国。
另外一组曾伯克父青铜器，在2019年3月出现在东京拍卖市场上时，中国国内舆论一片哗然，因为这批青铜器从来没有出现过，显然是最近才走私出去的。到了当年9月份，我们国家把这批青铜器追索回归。追索回归与购买回归完全不同，我们国家通过外交法律手段，拿出非常多的铁证，证明这些文物是从中国走私出去的，让日本政府冻结了拍卖公司的这批文物，然后派人将文物护送回国，这个过程非常不易。
流传海外的中国青铜器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因为民族情怀以及其较高的艺术性，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同时对海外中国青铜器的研究也应该成为中国学者未来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未来我们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文物，不能让它们流失，其次在时机成熟时，将已经流失的文物带回家。
整理/本报记者 颜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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